在吾乡，我们喊姑母为“姑娘”，七娘就是我的七姑。爸爸有兄弟姐妹八人，前面六位都是叔伯，到了 才是两位姑姑。

七娘生于年日本沦陷时期，长到八九岁，家里彻底破落，跟着父母和几个哥哥一起，从原来居住的大院落里被扫地出门，之后东腾西挪，租住在村里的祠堂，或者是村民的破屋，没读几年书。爸爸讲起那时的生活蛮多感慨。排行第四的爸爸和六叔做点小生意，他们天没亮就出门，赤脚走十几里的路，过韩江渡去翻已经收成过的番薯地，或者到市场进一担蔬菜回来卖，上午十点多回到家，吃的也就是温在火灰里已经凉掉的几个小红薯。他们一家七口，一餐饭常常是买一两分钱的咸菜腌汁，蘸着小红薯吃。五叔身体从小不好，但是手巧，他用粗铁丝磨成钩花针卖，也磨成钓鱼钩到池塘或者河里钓鱼，偶有收获，也就是几条两寸左右的小鱼，全家人不舍得吃。年纪小小的七娘挨家挨户上门去问有没有人买，有人要还要负责杀好收拾干净，为赚一点点钱没少受人白眼。冬天家里没有柴草做饭，就差遣七娘到牛棚或者路面去扫牛嚼剩的草头。这些草头没有干透，烧起来烟熏得人直流泪。

就是这样吃红薯蘸咸菜汁的日子，七娘也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她的大名叫沈盛兰，虽然没多少人喊过这个名字，但却人如其名，七娘长得清秀高挑，白净大方，一如清雅盛开的白兰花（很遗憾我没机会认识年轻时候的七娘，我懂事的时候她已经四十多岁了，依然是白净清秀、整洁大方的样子）。十九岁的时候，七娘出嫁到邻村仙桥，用奶奶的话说，这是“放伊去超生”。七姑丈当年二十六岁，他的外婆是当年爷爷奶奶家的一个佣工，相互之间知根知底。出嫁之后，许是因为姑丈家成分好，要强能干的七娘很快在村里成了妇女领头人。有一次她回我们村来参加妇女大会，被当时村里的农会主席认出来，点名呵斥，赶了出来。在走回家的路上，七娘觉得羞愧难当，差点一头扎进路边河里。

后来七丈外调去负责一些小工程建筑项目，四个表哥表姐接续地出生，七娘在家里有忙不完的家事和农活。于是爸爸常常在干完自家农活之后，赶到七娘家帮忙种地割稻，也因此跟七娘村里的老老少少也颇为熟稔，几十年过去，大家还会不时念起这个来帮农活的四舅。

到了八十年代初，七娘家的日子渐渐好起来，两个表哥跟着姑丈为别人家建房子，两个表姐在我们自家的小工厂做手工活，生产任务紧的时候，还会把一些手工带回去，分发给村里其他人一起加工。之后儿女各自婚嫁成家，开枝散叶，到如今已蔚然成一个有四五十人的大家族。

年5月合影，左一为七娘

七娘（右）和八娘合影

我读大学时反而家里经济比较不宽裕。假期到七娘家做客，七娘总会亲热地留我吃饭，给我一些零用钱。大学毕业后，有一次七娘上门想给我介绍男朋友，知道我已经有男朋友，她也很开心。

此后二十多年间，我回乡都会去探望七娘。光阴流转，七姑丈多年前去世，七娘也渐渐成七八十岁的老人家，头发灰白，得了高血压，去做了白内障手术，有这里那里的不舒服，但总觉得还是健康的。她常常会念叨着，自己这么大年纪了，上面还有四个哥哥罩着，这也是少有的福气。

今年碰上新冠肺炎疫情，没去跟七娘拜年。回广州后在家族群里看到七娘不舒服住院的消息。陪护的表姐说，不是什么大事，休养几天就好。清明节我回乡，特地跟爸妈去看了七娘。她前一天刚出院，我们到的时候她正在客厅里坐着，精神状态还不错，讲着住院期间的经历。坐一阵感觉累了，就回房里休息。几天之后，七娘又去汕头住院，一检查胃癌已经到了晚期，甚至扩散到肺里。家属希望通过手术治疗，反而医生建议还是保守治疗比较合适。七娘实在是太吃得了苦，太能忍，没有把自己的难受及时说出来，忍到晚期已经失去了治疗的机会。出院回家时，七娘基本吃不下东西，靠打针水维持着。

五一节回乡我又去看望七娘。她起不了床，表哥表姐轮流守在床边。七娘已经把积存的钱买了金饰分发内外子孙做纪念。在七娘床边，大家商量着到哪里买墓地。乡村生活神奇之处就在于，没有儿女去跟七娘说她的病情是多严重，但是大家却开诚布公地讨论后事。我想七娘心里也会是很清楚的吧。我们走的时候，七娘跟我们说“慢走”，这是我跟七娘 的见面。在家乡的爸妈叔伯婶姆兄弟姐妹还不时去探望七娘，吟表姐和七娘的孙女梅敏更是日日伺候在床前。

6月2日一早，大表哥在家族群里告知七娘仙逝。两天后，我回乡去送七娘。听闻七娘走时儿孙绕膝，不是很痛苦，八十一岁的七娘也算高龄了。爸爸在看七娘遗容时，轻轻地说了句“七妹，你安心地去吧。”闻之让我泪下。我手执一枝香，走在长长的送别队伍里，听着前边灵车播放送别的歌，眼泪止不住地流。人一转身离去，背后的世界沧海桑田都再无关涉，此一念想，最让我伤怀。初夏的阳光炙热，身边的村庄早已不是六十多年前七娘初见的模样。不知我们送别的路，是否是七娘当年出嫁时走过的村道呢？

（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