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海燕
“老伯伯，您怎么看目前的养老状况?”
“养老问题等不及呐，就像‘急惊风’碰到了‘慢郎中’。”一位操着上海话的老伯慢悠悠地说。
“阿婆，您最担忧的是什么？”
“我再老一点，怎么办?现在不敢想这个问题，想下去蛮吓人的。我们还是谈点开心的事吧。”老人显然有点儿回避这个问题。
“对养老立法，你们有什么建议？”
“就怕纸面上写的蛮好，实施不给力啊！”不少老人们发出类似的感叹。
……
这是人大代表下社区，与申城老人交流的几个片断。
上海首创——两个多月前，全市数百名市人大代表走进社区，就《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修订征求居民意见。这是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的一次创新，立法者首次尝试开门立法与代表履职相结合的路径，调查范围覆盖17个区县名居民，被调查居民多为60岁以上老人。
昨天，《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修订草案）》正式提交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十八次会议初审。与以往的审议相比，这一次，常委会委员、代表想说的话、想表达的意见太多了，因为，这背后有他们 手的所见所闻。
而在这种走动与互动中，“人大代表”四字也更具了意味。
孙女一个字一个字读给他听
市人大代表：徐晓青（上海徐晓青律师事务所主任、*支部书记）
联系点：湖南街道淮海居委
作为一位连任三届的人大代表，我参加过很多次立法听证会、立法座谈会。但没有一次像这样大规模地“走”下去倾听。可以说，这次听意见的辐射范围，远远超过任何一次立法。
这可是“一举两得”的事。一则扩大了公民参与立法的渠道。一直以来，我们刊登法规草案征求社会意见，但实效并不尽如人意。现在由人大代表分赴各个社区听居民意见，可以几十倍、几百倍扩大接触面。而对代表而言，拿着法规草案听民意，联系群众也有了履职抓手。这是一个良性互动。
我联系的是湖南街道的淮海居委。来座谈的有10多位居民，覆盖了不同年龄段的老人，8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2位，他们中有居民楼组组长、退休干部，有教师、退休工人等。征求意见的过程也是普法的过程。大家反映的问题比较集中，比如怎么解决看病难，怎么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大家畅所欲言，越讨论、越热烈。一位老人说，草案文本的字比较小，他的孙女一个字一个字读给他听的。有位老人说，座谈会前，他可是征求了周围好几户邻居的意见，这样提建议才有底气。而我自己拿着这份法规草案，也去听了听80多岁丈母娘的意见。
我曾给金山的人大代表讲课，他们说，你们上边搞的法规跟我们关系不大， 是我们要来实行的。我在想，这次的经验完全可以复制、可以推广。今后，能否扩大立法征集民意的网络。不仅仅是多名市级人大代表，还包括多名区县和乡镇人大代表，把涉及到民生的法规，通过这个代表履职渠道带下去听民意，这样我们会听到更多来自基层一线的百姓声音。
看电视成老人 的娱乐
市人大代表：徐红（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码头作业部经理）
联系社区：友谊路街道白玉兰花园
我走访的是位80多岁的老人。上门时，老人正在看电视，神情有些木讷。老人耳朵不好，估计也听不清讲些什么，她就这样一动不动、面无表情盯着电视看。
居委干部说，这是老人目前 的娱乐了。
这一情景让我有些心酸，尽管社区有志愿者上门服务，但也仅限于为老人送饭，帮老人打扫房间、配药等事项。可这些独居老人显然更需要聊天、陪伴和精神慰藉。而这一切，对他们而言，太 了。
我想，那位老人看电视的镜头会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也有欣慰的地方。和我一起座谈的几位老人素质都很好，他们知道我从事邮轮发展工作，就和我探讨旅游的问题。他们说，出国旅游时，常常会看到国人的一些不文明行为。社区几位老人为此自发组建了一个文明社团，彼此约定，出国旅游时不插队、不乱扔垃圾、绝不在公共场合喧哗等，我们出国门绝不能丢中国人的脸。老人们的这个自律倡议让我很感动。
老人给我们上了一课
市人大代表：许丽萍（上海岩土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联系点：外滩、老西门等街道
那天，我们十多位代表和来自*浦区各街道的16位老人围坐在一起。话题就是“养老”，现场互动很热烈，信息量也很大。外滩街道永安路居委的一位老人问起“配药”问题：“医院开的很多药，在社区都配不到，医院配药为啥这么难？”旁边的老人接着他的话说：“我住院住了20天，医院突然让我搬出来，过了几天再安排住进去，一进一出实在折腾，也不人性。如果有技术或制度上的原因，要给我们老人讲清楚啊。”
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位70多岁老人提的立法问题。
这位老人说：“我把上海的法规和全国的法规对照看了好几遍。有些，上位法已经改了，可我们的上海地方法规似乎没有反映。地方立法应该和上位法保持一致啊！”
原来，这位老人把所有涉及到养老的法规都查了一遍，还逐字逐句研究了条款细节。他没有从个人的角度来提意见，而是从制度层面来建言，这让我们感到很震惊。虽然我们很多代表也提前做了功课，可对比他做的研究，都自叹不如。这位老人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
大家听到这条都拍手称好
市人大代表：冯红梅（东明路街道新老娘舅调解工作室负责人）
联系点：东明路街道
我就是居民们口中所称的“老娘舅”，平时就在社区做调解工作。这次作为人大代表进社区，感受还是很不一样的。
社区里的老人们头一次看到法规草案的文本，很兴奋。他们对我说：“人大代表带这份法规草案给我们看，来征求我们的建议，这可是前所未有的重视啊。”
对这部草案，我可不算门外汉。这之前，我跟着市人大去闵行、崇明等地调研，去不同的敬老院和老人们聊天，还参加了好几次讨论，可以说，见证了这份草案出炉的过程。这部法规的一大亮点，就是明确老人如何指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调研讨论中，我们就提出，老人指定监护人的程序要更加规范化，应该办理相关手续，设置一道法定程序。市人大内司委为此开了好几次会议， 采纳了我们所提的一些建议。可以说，拿到社区的这份征求意见稿是大家一条条讨论后形成的一个草案雏形。
但这远远不够，立法者还想听到申城老人们对它的真实想法。
这次下社区，我可是有备而来。当时，我拿着这份草案文本和老人们讲：“文稿比较长，我把和我们‘搭嘎’的部分仔细讲一讲。”我详细介绍了这次立法的背景，比如修改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原来相比有什么变化，上海这次要修改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哪几点，特别是对26条老年人指定监护人的问题，我仔细做了解释。大家听到这条法规，都拍手称好，一些老人深有体会说：“这样的规定蛮好，我们可以在脑子清醒的时候找信得过的监护人。”
老人们讲得情深意切，我边听边记。短短2个小时，都是肺腑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