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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安德罗馆长的生死情谊

年11月初，《澳大利亚人报》一连数天刊登大广告，告知公民们国家肖像馆于11月10日举行高登·达令追思会。广告实际上是我的油画《高登·达令肖像》的头像局部，十分醒目。

高登·达令是澳大利亚 的企业家与慷慨的艺术赞助人。国家肖像馆隔街对望的国家美术馆里有一个主要展厅便命名为“高登·达令展厅”。按西方传统，只有对建设有巨额捐助才享有此殊荣。年，我抵澳的第二年，注意到一个不同寻常的展览在堪培拉开幕，展名叫“非凡的澳大利亚人”，有一个副题引我注目：“朝向建立国家肖像馆”，后来才知道当时澳大利亚并无国家肖像馆。高登·达令夫妇便以一己的努力，筹办了这个有分量的澳大利亚历史名人肖像展，大声疾呼仿照英伦先例，建立本土的国家肖像馆。我当时知道我在澳大利亚的真正位置便是当一名肖像画家，因此极为寄予厚望。在高登·达令夫妇的努力下，经各方游说，年时任总理霍华德接纳了提议，暂借旧国会大厦的一层空间，创立了国家肖像馆。

高登·达令是该馆首任董事会主席。继任的是他的夫人玛莉莲。高登·达令本人以94岁高龄而终。追思会的规格很高，创馆时的国家总理霍华德夫妇出席了。现任总理特恩布尔夫妇也出席了。特恩布尔总理还做了主要致词。令我意外的是，总理致词的后半段突然提到了我的名字，除了点明高登·达令的肖像就是出自我的手笔之外，还特地提到我曾一连画了两位他的家人：一位是他的岳父汤姆·休斯大律师，另一位便是他自己的夫人露西，而且也画了在座的霍华德前总理等等。特恩布尔总理当时刚刚走马上任，公务繁忙，讲完话立即离开了。我都来不及向他致谢。继他之后，反对*发言人和肖像馆馆长致词也重复了这一个对我的表扬。

高登达令（）油画xcm澳大利亚国家肖像馆藏.

事实上，追思会的地点就在国家肖像馆的大前厅，其名字也是“高登·达令大厅”。大厅的进门左侧是接待柜台，柜台后大墙面上挂着与报纸广告相同的高登·达令头像大特写及其生卒日期，而柜台对面隔了会场，即右侧墙上，便挂着这幅图片的原作：我于年绘制的高登·达令全身坐像。

在高登·达令追思会开过之后不足一个月，12月6日在同一个大厅里，又召开了一个追思会，这次是哀悼国家肖像馆的前任馆长安德鲁·赛耶斯。如果说高登·达令夫妇是肖像馆的设计师，那么安德鲁便是其工程师。这一场追思会的气氛要低迷得多。因为安德鲁是英年早逝，只活了58岁。

我在澳大利亚不足30年的艺术生涯里，有一半时间与国家肖像馆结缘。毫不夸张地说，高登·达令夫妇搭好了舞台，安德鲁被任命为导演，他找的 个演员人选便是我。而我当时还懵然不知。

那是在年12月，我连续第6年入围阿基鲍尔肖像奖之后，有一天接到一个陌生人电话，就是刚刚上任的国家肖像馆馆长安德鲁打来的。他问可否访问我的画室。我当然极表欢迎。不几日他便来到了。这是个生气勃勃但又有克制力的绅士，刚刚四十出头。他看了我的作品及幻灯片之后便告诉我，肖像馆打算请我为现任总理霍华德夫妇画像。他说圣诞将近，假期内总理住在悉尼总理府，我会被安排去写生。

这自然是一个十分震撼的安排。因为迄今为止，尽管我已经得过一个大奖，见了教皇，上了报纸头条，另外也出现了私人的赞助，但尚无任何公共的肖像委托。如今一上来就是国家总理的肖像，当然是极大的专业上的成就。

不过我太无经验，高兴得有点太早。

馆长离去后，一个月不见动静，圣诞早过了，连中国新年也过了，没有任何后续音讯。我就知道此事已*。只是不知何故。后来才知道，有一个权力高于馆长及董事会，就是总理本人。我指的不是作为总理的公权力，而是指作为一幅官方肖像画的像主，他具有最终挑选画家的保留权力，或者说是权利吧。这一次我就是撞上这堵墙了。原来总理夫妇在许多年前因为双方孩子就读同一个幼儿园而结识了一位女画家。这位女画家裘我也熟识，因为她在年得了比阿基鲍尔奖奖金高出几倍的另一个肖像画大奖——道格·莫兰肖像奖。她的确也画得非常好。因为是二十多年的友谊，霍华德夫妇便改变了肖像馆长的建议，委托裘来画他们夫妇。

这一个机会的错失使我又等了整整五年。这五年里我在阿基鲍尔展中开始落选，时有挫折，但也成功举办了 个个人回顾展，得到批评界的